言論管制國家的事實查核以及利害關係國家的警覺

在言論管制國家所發生的事， 經常沒有辦法做事實查核。 跟它有利害關係的國家， 不應該因此而拒絕探究一些 「難以查證、 但影響深遠」 的傳言。 特別是當這些傳言已有多方不同來源佐證 (corroboration) 的時候。

流亡的前北大教授袁紅冰說 習近平曾經性騷擾女服務員。 儘管這是將近四十年前的事， 如果是在言論自由的正常國家， 可能還有查證的機會。 但是在中國不可能。 去年底， 華爾街日報報導： 習近平在會議上問通縮有啥不好。 這麼重要的事， 如果是在正常國家， 媒體一定會堵麥追根究底。 那麼，應該懷疑華爾街日報被騙或造假嗎? 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家周天勇發文批評 「遠洋捕撈」 政策， 現在卻只能在 較小的網站上面看到， 或許不久後也將消失。 那麼， 應該懷疑這篇文章是偽造的嗎? 網友宣稱 自己在街上被抓去強迫結紮， 甚至公開個人資料以昭公信。 搜尋不到媒體報導； 但是維基百科有 臨沂計劃生育系列事件。 那麼， 你信或不信?

習慣管制民眾言論的獨裁政權， 自然會成為 長尾現象當中詐騙市場的短頭， 因為它永遠可以放心說謊。 一個對內 操縱疫情輿論、 對外打擊 大翻譯運動 的言論管制政權， 如果有人主張可以對它境內所發生的事進行事實查核， 那就像是主張可以與虎謀皮一樣， 不是天真得無蘗可救就是邪惡。

極少數的情況下， 鍵盤柯南可以從蛛絲馬跡推論出言論管制政權企圖掩蓋的事。 例如 2018年8月中旬， 在維吾爾族自治區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的庫爾勒西站發生的大規模強制遣送事件， 推理過程堪稱地球科學教材典範。 但是更多時候， 獨裁政權在見不到陽光的地方所做的事， 幾乎不可能拿到直接的證據。 這種時候你選擇相信或否認呢? 例如許多人對於 中共活摘民眾的器官 的指控。

廣州廢棄醫院 算是證據嗎? 腦幹撞擊機 算是證據嗎? 『嬰兒供腎』 的 學術論文 算嗎? 『學生』 變 『骨灰』 的諸多案例算嗎? 『中國 學生 失蹤』 的諸多案例算嗎? 神秘死亡的實習醫師 『羅帥宇』 算嗎? (以上關鍵詞或關鍵詞組，請自行搜尋) 80幾則電話錄音 算嗎? 一位曾經親眼見證活摘過程的醫師的陳述 算嗎?

請想像用言論自由正常國家的相同標準， 去要求對這些指控做事實查核。 例如向提供錄音檔的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索取電話號碼， 然後前往該醫院親自訪問被指控活摘的醫師， 請他提供支持這些指控的證據， 或請他接受錄影採訪駁斥這些指控。 我很難想像有任何調查報導可以得到十成肯定或否定的結論。 應該說，光是「有誰有勇氣前往中國進行這樣的調查報導」都很難令人想像。

上面那麼多指控，拆開來個別看，每個都不足以成為「無可辯駁的證據」； 但是所有的資料合起來看， 它們 corroborate， 共同指向一個可能性。 人權律師 David Matas 的調查報告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得到令人遺憾的結論： 這些指控是真的。」 醫學倫理教授 Wendy Rogers 在 聽證會證詞 裡面表示： 這些確鑿的證據促成了聯合國及歐盟議會為此事正式對中國提出質問。

我也很難理解台灣人對於國有器官這個議題普遍欠缺關心。 是因為欠缺血腥的畫面， 所以懷疑指控的真實性嗎? 還是因為太遙遠、 事不關己呢? 文章的後半， 要來挑戰後面這個想法，要來談談我們應有的警覺性。

國有器官， 你以為很遠， 其實很近。 歌手 Tank (呂建忠) 做心肝同步移植。 中部某醫師幫病人做檢查的時候， 發現病人身上有兩顆小孩腎。 陳堯俐醫師仲介病患到中國進行器官移植， 被起訴。 盡管這些事， 在言論自由的台灣都可以討論， 但基於隱私因素， 這個議題也很難針對器官來源的質疑做事實查核。 因為沒有「無可辯駁的證據」顯示這些器官的 「供體」 (為什麼不是稱 「捐獻者」?) 是中國無辜的老百姓， 所以我們就應該避免談這個問題， 是嗎? 因為台灣人是受惠者， 所以就算 台灣的社會風氣慢慢變得 (跟享用「供體」器官的中共高官一樣) 很地獄， 也無所謂， 是嗎?

「台灣基康」 跟 「華聯生物科技」 這兩家公司都在做基因檢測。 基因， 是終極的 生物辨識資訊， 是隱私之害、 國家機器的最愛。 我個人絕對不會想要假手商業公司來分析自己的基因資訊。 尤其是在 23andme 690萬用戶資料外洩事件 之後。 然而上述兩家台灣公司更令我不安的地方在於： 兩者的NIFTY/NIPT項目都是代理華大基因公司的產品。 與解放軍關係密切的華大基因公司， 則是 火眼實驗室 的推動者。 中國學生失蹤的新聞， 在疫情期間大量「核酸檢測」之後突然爆增。 香港時代革命失敗之後， 港府積極推動 「器官互通」。 台灣人真的只是「供體」器官的受惠者嗎?

「國有器官」 只是最明顯的議題。 作為言論管制強國覬覦的 器官 一塊肥肉， 以及彼國認知戰的最便利目標 (語言/文化/高度交流)， 對於更多其他 「已有多來源佐證 (corroboration) 」的警告傳言， 例如 「許多中國女子在台灣全國中小學外面拍照的動機?」 我們沒有本錢要求100%的事實查核。 我教媒體識讀， 但我更認為國人有必要提高警覺性。 從「務實可行的事實查核」到「因為疏於警戒而失去言論自由、失去媒體識讀這回事」之間， 我們沒有太大的空間可以揮霍。 不要忘記： 我們面對的， 是師承俄共、 擅長洗腦與 demoralization 的黃俄黨。 不要忘記 Yuri Bezmenov 的警告。

即使接觸到真實資訊， 也不再有用了。 一個被 demoralize 的人，是無法判斷真相的。 事實對他來說毫無意義。 即使我用大量的資訊、真實的證據、文件、照片來淹沒他， 甚至把他硬帶到蘇聯去， 親眼看集中營， 他仍然會拒絕相信 - 直到有一天他屁股上挨一腳、當軍靴踩爆他的蛋蛋時， 他才會明白 - 但在那之前絕對不會。 這就是 demoralization 最悲哀的地方。 -- Yuri Bezmen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