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科會計畫教授假發票報帳事件: 何不以 「財務透明化」 取代僵化的會計體制

今日僵化的會計體制, 讓想做事的人綁手綁腳, 卻仍無法阻止弊端。 善用網路的力量, 改以 「財務透明化」 取代僵化的會計體制來要求學者, 讓所有納稅人看到研究經費是怎麼花的, 這更能興利防弊。 非營利組織諸如苦勞網和環境資訊中心的成功經驗, 值得政府學習。 「學界研究經費運用狀況」 的釋出, 本身也可成為研究素材。 就像 GapMinder 計畫所展示的一樣, 當更多學者可以自由取得這些原始數據, 或許有人可以從中發現一些令人意外的新洞見, 讓國家的研究經費導向更有意義的方向。

五月底爆出 污點證人舉發500教授用假發票領公款 一事, 隨後 中研院院長翁啟惠、 臺大校長李嗣涔、 清大校長 (也曾是國科會副主委) 陳力俊發表聯合聲明, 表示應該檢討體制。 檢察總長黃世銘則表示: 不論層級人數, 一律依法辦理。 台師大校長憂心可能引發學者出走潮; 網友則說: 加速學術界新陳代謝也很好啊!

首先談一下學界三巨頭指稱 「助理便宜行事」 的卸責態度。 輿論顯然完全不認同: 「研究助理變替死鬼?」、 「教授們的金錢遊戲」 (讚!) 就連 (由大學教職員所組成的) 高等教育工會 也聲援研究助理。 (此文讓我以身為高教工會會員為榮。) 三巨頭這種 「決策者的錯誤, 推給執行者來承擔」 的心態, 顯示他們欠缺 accountability 的概念。 決策者應該為經手的權力負責 -- 教授應該要看過發票才可以簽名蓋章吧? 如果簽名蓋章的人不必承擔 accountability, 那還留著這道手續幹嘛呢? 決策者怎可事發後龜縮起來說這不是我的錯? (不過, 三巨頭大概也是看著高層的政治人物有樣學樣, 剛好而已啦...) 更何況, 請大家摸摸良心自問: 在大學裡面, 小助理膽大妄為隻手遮天的情況比較多, 還是教授對助理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情況比較多?

再回頭來檢討體制。 先講一個自己的故事。 我曾經接過一次教育部資訊志工的計畫。 本來想買許多隨身碟來實現 偏鄉教育宅急便 (就是 用隨身碟取代昂貴的電子書包), 但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做不符合會計規定。 (我也沒多去研究, 反正會計制度是沒有人可以挑戰的事。 比挑戰「全國上下採購辦公軟體對微軟的偏好堅持」還困難... 算了。) 另一方面我擔心偏鄉交通問題, 所以編了很多交通費用。 等到執行計畫時卻發現: 真正參與計畫的學生其實也可以 (免費) 借得到車來幫忙。 但最後決定還是不要請學生借車; 要盡量多租幾次車、 多多 遵守會計體制 地把錢花掉, 執行率才高。 (而且最終仍舊並沒有把交通預算成功地 消化 乾淨; 還是讓會計室很麻煩地處理退還款作業。)

但是, 大家真的覺得那些錢像我那樣拿來租車比較符合計畫的原始目標嗎? 如果那些錢可以省下來改買隨身碟、 改僱工讀生灌 linux, 對偏鄉的幫助會不會比較大呢? 光是一個沒多少錢的小計畫, 就遇到僵化會計 體制 (問題並不在於守法、 怕事的會計 人員 好嗎?) 的百般刁難; 我完全可以理解資源豐厚的國立大學教授處理數百萬數千萬的計畫時, 手腳完全被綁住的感覺 (如果堅持一切按規定來的話)。 比方說, 如果兩三個計畫合起來可以買一部較好的儀器; 但礙於會計體制, 只能分開各自買好幾部性能較差、 功能重複的儀器 (因為當初寫計畫填預算時, 還不知道哪個計畫會通過), 那麼社會期待教授怎麼選擇? 我們希望他們選擇選擇 合法的方式, 還是選擇 有意義的方式, 來花納稅人的錢? 如果我們日趨僵化的會計體制逼著怕招惹官司的教授們 (我答右!) 越來越只敢選擇合法、 但既不符合社會期待, 也不符合研究宗旨的選擇, 那麼 到底是會計體制在服務人, 還是人在服務會計體制呢? 我們如果不懂得檢討 「傷害自身利益」 的體制, 那麼我們有比那 五隻被制約的猴子 更聰明嗎?

你我也或多或少, 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 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 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 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

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原因，就是給予每個靈魂尊嚴，讓它們得以沐浴在陽光之下。 故事的目的在於提醒世人，在於檢視體制，避免它馴化我們的靈魂、剝奪靈魂的意義。 -- 「永遠站在雞蛋這一方」─ 村上春樹得獎感言

談到殘殺, 我想到僵化的會計體制還有一個很大的副作用: 上級單位 有權查帳; 真正的金主 -- 社會大眾 -- 卻看不見錢到底是怎麼花的, 於是 「要不要嚴格查帳」 可以變成上級單位對下級單位 選擇性 施壓的工具, 而不是金主要求執行者真正落實妥善運用公款的工具。 據說教育部要求大學實施法人化, 除了 拿五年五百億 來當做蘿蔔之外, 也拿查帳來棍子: 「自主自理後就不會有事了」。 不過這個議題我沒機會做第一手的報導, 所以就算了。

相形之下, 許多非營利組織並沒有上級長官在嚴格地稽核其經費使用, 但他們卻比 (每年抽我許多稅的!) 政府更令社會大眾信任。 苦勞網的捐款徵信/財務報表/運作報告 全部放在同一個頁面, 極易比對搜尋 (例如捐款人的姓名); 環境資訊協會的 捐款徵信 跟 歷年財報 也很清楚地分享; 世界展望會的 捐款運用 也上網 (但捐款人名錄是內嵌在 pdf 檔內, 無法搜尋; 我已反應過, 希望他們會按照承諾改善)。 為什麼我樂於按月扣款、 固定捐錢給這些非營利組織? 因為 透明化帶來信任。 如果我在這裡看得見我的名字, 那表示所有捐款人的名字應該也都出現在這裡, 也就是說我們的捐款都有入帳, 很難想像有什麼方法可以從收入端污錢。 在這裡, 我還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錢主要都花到哪裡去了; 就算有一些小項的支出沒有發票 (應該說: 就算我根本看不見他們的任何一張發票), 我對他們也比對這個 「嚴格執行會計稽核但財務資訊不透明」 的政府要更加信任千萬倍 -- 別忘了, 那些嚴格的會計稽核, 還有政府經費分配等等其他更多很可以大動手腳的資訊, 都是我們一般納稅人所看不見的。 加強查核教授, 卻放任各級政府其他更多財務支出藏在黑箱當中, 並不會讓我 (以納稅人的身份在說話) 對政府如何花我的錢更加有信心。 換正面的方式來說, 不只是我, 每一位身為納稅公民的教授, 當然應該以身作則、 支持學術研究財務透明化來作為促成政府財政資訊普遍透明化的第一步, 不是嗎?

把會計體制廢掉 (或至少大大簡化), 讓教授們可以靈活運用研究經費; 另一方面用透明化的要求再加上簡單的規定避免教授們亂用錢 (例如對於 「可能有爭議的大金額支出」 或是 「兩三案經費高比例調度的狀況」 必須寫報告貼在網頁上給大家看), 讓願意做事的人可以活過來、 讓納稅人知道他們的錢是怎麼被用的、 讓亂花研究經費的情況見光死, 這比追殺所有涉案教授要有意義多了。 後者只會讓各大學內部未來更加吹毛求疵地要求會計細節, 讓更多粗枝大葉的教授 (例如我) 越來越不敢接政府的計畫。

陽光是最佳的消毒劑 --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Louis Brandeis

如果研究經費相關的許多數據可以公開上網, 還會有一個令人期待的好處: 這些統計數據本身就是有趣的研究素材, 也許我們可以從這當中得到許多過去從未想像過的新洞見。 目前看得見這些 (經過助理大幅摘要簡化的) 統計數據的, 只有那些接近權力核心、 掌握國科會資源、 但忙碌得無暇深究的學術大老們。 如果這些原始數據可以用試算表形式公佈在網頁上, 那麼連私立學校的小咖教授 (又是我啊) 到學術高牆之外的任何好奇公民都可以拿來研究。 你知道過去半世紀世界各國的 「子女數-平均壽命」 的變化跟歷史事件的關係嗎? 你知道毛澤東和鄧小平對中國的兒童存活率跟經濟各有什麼貢獻嗎? 你知道世界各國近年來上網率的大幅提高跟經濟發展的高低其實並沒有關係嗎? Hans Rosling 教授的精彩演講和 GapMinder 計畫 試圖從枯燥的統計報表當中發掘出令人驚艷的新結論。 他企圖告訴世界: 資訊透明化可以幫助一個社會更深刻地認識自己。 如果這次的事件也能促成類似的效果在臺灣發生, 那麼它對臺灣社會將有很大的正面貢獻。 (這是我看的第一部 TED 演講, 超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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